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等多重挑战，2023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回升向好的成绩单，殊为不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有针对性地回应读者关于外资、消费、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疑惑、困惑，本刊邀请专家畅谈体会，分析形势，答疑释惑，从而凝聚共识，增强信心。
如何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应如何推动二者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从增加总需求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都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给定两者在GDP中的占比，两者增速的提高都能导致GDP增速的提高。但从经济增长的层面来看，消费与投资的性质完全不同。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资本存量的增加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消费。因而，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实质上是在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希望现在消费就减少投资，希望未来更多的消费就增加投资。
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收入，收入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和前期收入决定的，同时也会受某种非经济的重要外部冲击影响。在预期偏弱、经济增长无力、物价普遍下降情况下，由于可以创造“挤入效应”，带动以盈利为目标的其他投资，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对启动经济增长尤其重要。如果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对这种增长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即便是政府发放补贴，居民仍可能把额外的收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简言之，除非出现某种难以预料的良性外部冲击（如某种重大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广义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启动。
怎样看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
问：2023年以来，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黄卫挺：理论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存在一定的“温差”，特别是经济规模越大、经营主体越多元，也即经济学所说的存在大量的异质性个体，在经济周期波动中这种“温差”越是明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温差”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其背后体现的是经济运行中整体性与结构性的差异。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物价，高收入者眼中的低价可能是低收入者眼中的高价，而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只有一个代表整体水平的物价指数。
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很多时候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成分，这些主观成分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疫情转段之后我国经济处于持续的边际改善阶段，呈现出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特征，这是存在“温差”的大背景。对于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其对复苏过程的主观感受与经济完全复苏状态的主观感受是不同的，特别是边际改善往往发生在先行领域，体现在先行指标上，很多企业和个人并不能及时有效地对此进行感知。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也随之升级，但有的企业仍然习惯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以经济增长速度的单一指标片面地衡量经济发展，未能全面适应、感知和评价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全貌。这种“温差”未必完全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面貌。
如何深入挖掘我国经济增长潜能
问：长期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韧性和潜能。现阶段如何挖掘我国经济增长潜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我们需要关注三种潜在增长率，第一种是自然的或者是已有技术条件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这一潜在增长率的上限是确定的，比如当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5%。第二种潜在增长率是指体制机制、政策条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体制政策的约束条件影响其实很大。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就是要把体制机制政策所约束的潜在增长率释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改革，就解决了农业潜在增长率释放的问题。第三种潜在增长率是宏观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现在的宏观政策主要起一个稳定和平衡作用，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1%左右。
中国现在还处于中速增长期，所以体制机制要重视，即所谓结构性改革。我们要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动能，如果整体增长是5%，宏观政策只能解决1%的问题，剩下4%就要靠增长潜能释放才能实现。
抓中国经济潜能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少数和一个关键多数。两个关键少数，一个是企业家，一个是地方的主要领导，两者均需要具备创新精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台发动机。一个关键多数是指进城农民工。把这三个关键人群抓好，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问题就有了眉目，才能实现新局面、打通痛点和堵点。
怎样才能改善社会预期偏弱的状况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需要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如何改善社会预期偏弱状况？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社会预期偏弱”，说明了当前存在一些困难，也与经济治理中时度效把握不无关系。会议提出的“先立后破”不是针对企业，不是针对消费者，也不是针对市场的，而是对政府经济治理而言。
对于如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这里提出六点建议：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三是坚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要把握好治理的时度效，防止用力不均，方向相扭，顾此失彼，合成谬误。四是坚持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尽可能减少指标，不应通过设置指标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行为。要区分指标的属性。预期性指标是不能够层层分解的。约束性指标是用来约束政府行为的，不是用来约束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不应该随意扩大约束性指标的范围。六是坚持精准问责。实践证明，有些目标或者指标不宜通过分解到各地区再层层分解的方式来落实，而且不是任何任务都能够精准责任到人。工作要落实，但抓落实并不等于就是抓问责。
（以上观点由王鹏摘编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习时报》、《新财富杂志》、国是论坛2024年会）
